先作牛马,再作龙象

护眼色:绿 字体:粗体 作者:星云法师 发布时间:2012-4-19 22:23:30 繁体版 

家师志开上人是佛教的实业家,他除了教书课徒之外,还兴办宗仰中学、栖霞律学院,同时也非常重视佛教的经济实业发展,并效法百丈禅师的自食其力农工的修行生活,曾经整治山林、创办农场、烧窑生产、设置染织场。家师在成立这些事业的时候,为了要向政府办理登记,必需凑够人数,所以把当时十五、六岁的我也登记了进去。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义,而有所异议或感到疑惑,还特地叮咛我说:‘你将来要想作“佛门龙象”,现在就得先作“众生牛马”。’这句话我一直奉行不逾,回想佛门的高僧大德不都是‘先作牛马,再作龙象’吗?

像佛世时,舍利弗尊者除讲经说法之外,还负责精舍工程的监督,所以能威服群伦,助佛宣化;陀骠比丘在悟道之后,自愿充任知客,每天起早待晚,提灯帮忙前来参学的比丘安单,后来感得手指发光的瑞相。唐朝的志超法师勤劳众务,每有苦役,必事身先,昼夜克勤,摄引后学,因而得到时人拥戴,数百僧侣翕从学习,法席隆盛。道亮法师六载舂米,曾无废惰,后来讲律,声被东夏。宋朝道法禅师白天将乞食所余,咸施虫鸟,夜晚则脱衣露坐,以饲蚊蚋,一日入定,见弥勒菩萨放光照耀,因而更加精勤。雪窦禅师甚至不愿出示大学士曾巩的推荐信函,宁可陆沉灵隐寺中,操持作务达三年之久,后为龙天推出,驻锡雪窦山资圣寺时,从此海众云集,宗风大扬。沩山灵佑禅师及赵州禅师更是令人敬佩,一个发愿来世作老牯牛服务大众,一个希望往生后到地狱度众。而在社会上,以‘牛马’精神服务大众,而终能以‘龙象’之姿成就事业者,更是不胜枚举,如王永庆以卖米白手起家,高清愿从基层学徒做起,林肯童年时曾做过木工、杂工学徒,富兰克林少年时曾担任蜡烛工、印刷工。所谓‘英雄不怕出身低’,真正的‘龙象’,不怕‘牛马’般苦役的考验;真正以众生‘牛马’自居者,也不畏‘龙象’的践踏磨链。

记忆中,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劳动、苦行结下不解之缘,好在我从小出生在农家,练就了结实的体力,举凡车水、除草、牧牛、收割等庄稼人必备的本领,我都必须学习,甚至农忙之余,我还得陪着外婆开辟菜园,种植果蔬,以维持家计。记得那时,外婆就经常对我说:‘有志没志,就看烧火扫地。’不时地告诫我:‘从小一看,到老一半。’要求我做事时必须认真努力。我将这些话谨记在心,一直把‘工作最神圣,服务最伟大’视为一生的格言。

出家之后,我到栖霞律学院就读,也是从为人添饭、管理茶水、看守山林、搬运木柴等基本作务开始学起。到了暑假,我们每天得早出晚归到山上采无花果,以增加常住收入;寒假虽然为期稍短,但仍然忙得不亦乐乎,尤其农历春节的大扫除,单单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个月的时间。每逢干旱时期,我还发心到江边挑水,一次来回要三个钟点左右。后来,到焦山佛学院继续学业,除了上课之外,还兼作管理油灯、烧煮饭菜等事务。总之,劳动的工作从来未停息过一天。由于白天忙于劳动服务,晚上没有照明设备,因此我就以拜佛、打坐来消磨时间,真正读书的时间并不多,但奇怪得很,我对佛法的体会却能够与日俱增。现在想来,才明白那种如‘牛’似‘马’般忙碌的作务生活,使我活学活用,让我‘读’遍长老大德行事的风采,‘读’尽寺院运作的方式,‘读’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诀。佛学院结业之后,我回到祖庭大觉寺,因为那里拥有数百亩的土地农庄,我在教书之余,又恢复儿时农家的生活,与稻麻菽麦、锄头耙铲为伍,从大自然中撷取源源不断的资粮。

我初到台湾时,虽然在寺院里从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车、打水、收租、采购等粗重的事情,但是因为一直习于劳力的工作,所以不但不觉得厌烦疲累,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继续锻炼身心的机会。尤其最令我高兴的是,尽管过去在大陆不曾有过建筑道场的经验,然而由于具备长久的农工杂务基础,一旦有了机缘,就能够得心应手,胜任愉快。像最初在宜兰建设念佛会讲堂时,因为我每天观察施工情形,对于砂石计算,门窗装置,砖瓦搬运,刨木雕刻,浇灌水泥等了然于心,所以后来再开工兴建慈爱幼稚园的时候,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驾轻就熟了。

我从宜兰来到高雄之后,面对一个与宜兰乡镇截然不同的城市,我必须更加兢兢业业,努力以赴。所以从高雄佛教堂到寿山寺的建筑,对于一砖一瓦,一沙一石,我都不敢掉以轻心,总是观察再观察,研究再研究,所以在如何节省、如何赶工等细节方面,又多加一层认识,由此奠定我对土木工程的兴趣。

那时,我每天除了忙着写稿、编书、教课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,一有余暇,便关心各地建筑的外观式样及内部设计,并且不断地思考:‘如果是我,我会如何如何去做……。’因为有了这些概念,所以后来建设佛光山时,虽然请不起专业的工程师、建筑师,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萧顶顺先生在泥地上边谈话,边计划,既没有办公室,也没有筹建处,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,三十多年来,佛光山一栋栋的建筑就在路边谈话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。

记得刚辟建佛光山时,经济十分拮据,每逢假日,我还得亲自下厨,为来山的游客服务,希望多得一些油香,来补助建筑经费。为了节省工资,我经常将很多工作从萧先生的手中再包回来自己做,举凡搬运砂石、搅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,都由我和早期的徒众,如心平、心定、依严、依恒等人扛起重任,像净土洞窟两边的围墙、灵山胜境的广场、大雄宝殿前面的成佛大道、大悲殿前面的丹墀,还有龙亭、放生池等多处地方,都是在我们师徒同心协力之下完成的作品,外观虽不精美,但很坚固实用。像‘牛马’一样的劳动生活不但凝聚了师徒之间的道情法爱,也锤炼着弟子们的道心悟性。

最不可思议的是,萧顶顺先生和我合作至今,三十年来,所有建设佛光山的水泥工、木工、电工、油漆工仍然还是原班人马,未曾换人,他也因为承办佛光山的多项重大工程,而成为工程界的‘龙象’,许多建筑公司高薪挖角聘请他,但他还是觉得在佛光山做事,可以赚到更多的欢喜及功德,所以一一婉拒。

天生具有服务性格的我,注定我终此一生要如‘牛马’般奉献人群。记得初到台湾时,我虽上无片瓦覆身,下无立锥之地,但只要看到贫苦的人,我就会不顾一切,尽一己之力给予帮助。一九五二年,花莲大地震,我连一张公车票都买不起,却本着‘人饥己饥,人溺己溺’的愿心,各地行化,劝募救济震区的灾民;韩战期间,我四处募集医药,设法送往韩国前线救伤;越战之后,我发起支持购买难民船,抢救越南难民;多少次台风过境,我和黎元誉先生抢先到灾区运送食物;后来世界各国的水涝、旱荒、震灾、风难,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,自己也是罄其所有,解囊纾困,明知车水杯薪,如鹦鹉救火,但只想要尽一点微薄的心意。

由于从童年时代,我就曾经为病患疗伤喂食;弱冠之龄,也曾经为亡者更衣安葬,对于生、老、病、死,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。所以一俟佛光山开山之后,我便陆续兴设佛光诊所、云水医院、佛光精舍、万寿公墓。佛光山开山时,我将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来的骨灰罐暂厝于工地草寮中,与之同寝共眠,直到万寿堂成立之后,将它们安奉其中,才放下心中的挂念;乡民将路边拾来的小孩送到佛光山,常住为他们添购新衣,送他们上学。后来,送来的小孩越来越多,大家同心协力,兴建育幼院,好让他们享有家庭的温暖。尽管诚心奉献,如‘马’负重,如‘牛’犁田,但也只是点点滴滴,犹如微尘爪泥,无法拯救苦难重重的世界。所以,后来弘扬佛法,净化人心,成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标。

四十多年前的台湾,民风保守,佛教不振,现成的布教场所难得一见,即使有,也不见得肯出借作为弘法之用,我以露天广场作为道场,从搬桌椅、拉电线、安装电灯、放幻灯片中,领略到场地布置的要点;在徒步弘法、单车布教的途中,眼望山河,脚踩大地,引发不少说法的灵感;从接触各式各样的信徒、各行各业的民众当中,感悟到各个阶层的人所面临的苦楚;在身经各类人为阻难、各种天灾变化中屡仆屡起,深深体会到佛法无限的妙用。五十年来,这许多的体验跃然于心,后来,触目遇缘无非妙谛,信手拈来皆是法语,我将之书成条目,从乡村僻野讲到国家会堂,从军营兵团讲到监所牢狱,从企业工厂讲到学校会馆,从家庭客厅讲到机关团体,从寺院道场讲到街头巷尾,从国内山河讲到国外海港,从电台电视讲到计算机网络,这一生中,不止讲了千余会以上。有人说:‘人永远处于两难的状态,因为活着为自己很自私,活着为别人又很辛苦。’而我却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礼,自许为‘众生牛马’,在为芸芸众生奔波忙碌的同时,还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乐。

多年来,为了对佛教文化尽棉薄之心力,我好像‘牛马’驰骋于道,一意想着如何前进,几乎到达忘我的境界。记得拙作《释迦牟尼佛传》出版时,因为寺内没有多余的桌子,我就用板车将全部的书载到邮局的前面,一口气包装了两千多本寄给读者,当包完最后一本的时候,已是汗流浃背,湿透衣衫,邮局员工也一直催促离开,因为他们要下班了,但那种欢喜直到现在仍回味无穷。发行一份杂志,从开始到出版,我一周多次来回印刷厂,经常日食不到两餐,有时饥肠辘辘,也觉得兴趣盎然;为了一本新书的印行,我搭乘数小时的火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。当时只有一个心愿:‘我要为众生做些事情!我要让佛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,开花结果!’所以即使一包包的书籍,一堆堆的刊物,无处收藏,我还是欢天喜地的从事佛教文化工作。有时大风大雨来了,为了怕书籍文件给水淹没了,还得东搬西搬,但我依然乐此不疲。一九六三年,台湾北部淹水,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经被水飘走,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,回来听说之后,心中一片茫然,只想为这一部大藏经举行追悼会。

六○年代,我编印过《觉世旬刊》、《人生杂志》、《今日佛教》,从写稿、编辑、校对、发行,都是我一人包办,尤其《觉世旬刊》,每十天一次的发行,就像五趣轮回一样,无或暂息,光是写稿、改稿的辛苦,看稿、催稿的繁琐,不曾经历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味道。

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,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,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,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,但是我心甘情愿,在所不惜,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门,更是高兴不已。后来得慈惠、慈怡、依晟相助,又经过了数十年,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四百多期,不但在佛光山与信众之间负起沟通的功用,而且被许多人视为初入佛门的指引要津。由于《觉世旬刊》的顺利发行,又带动了《普门月刊》的出版,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,接受挑战。多年来,尽管法务倥偬,我却未曾放弃‘文化牛马’的职志,不时推陈出新。像近两年来,三百万字的《佛教丛书》和三十万字的《佛光教科书》陆续推出,无不是多年来如‘牛马’般服务大众的切身体会。

二、三十年前,创办佛教教育事业,高雄师资不多,南部许多老师都是特地从台北延请到佛光山来授课,常常抵达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,但无论多么晚,我都会伫立在山门口,恭候他们驾到,甚至为他们煮宵夜点心,看着他们吃完就寝,我才安心返回寮房。学院草创初期,没有经费聘请行政人员,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,还得到殡仪馆、太平间通宵诵经来弥补学生食宿开支。后来,慈惠、慈嘉、慈怡、慈容、慈庄陆续赴日深造,我一个人从工友打杂、编印讲义到教务行政、辅导训育,忙得不可开交。一些没有恒心的学生中途退学,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叹息,多少的无奈,但三十多年来,我仍像‘牛马’一样,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这片菩提园地,只为了作育僧才,让佛法能远播四海,光照普世。

我这一生,对于某些信徒,或有惭愧照顾不周之处,但我对于大众的福利,自问一向都是克尽心力,不辞辛劳。就以农历过年而言,早年我不是在朝山会馆帮忙典座,就是到果乐斋炒面、炒饭,后来有好几年的春节期间,我都是在指挥交通中度过。记忆中最深刻的,要算是五年前的春节期间,台北道场为募集佛光大学筹建基金而举办书画义卖,我在义卖会的前夕才从泰国弘法归来,虽不曾学过装潢美工,但因嫌其会场布置简陋,即刻召集徒众们通宵达旦重新摆设,直到第二天开幕时,双眼都未曾阖过,没想到来宾们赞语连连,听在耳中,真是比什么奖赏都来得更好。后来,我们以此经验在各地开设美术馆,获得许多好评,可见无论什么事都要从‘牛马’做起,才能稳扎根基,立于不败之地。

除夕夜是大家围炉团圆的日子,我也经常都是在开示完毕之后,立即赶到山上各个区域视察,从悬吊花灯到工地洒扫,从通宵摆设陈列馆的宝藏到熬夜布置展览馆的物品,我都曾参与其中。六年前,佛光山增购山下土地作为停车场,由于人手有限,负责画停车线的员工直到晚间围炉时还未完成工作,我自告奋勇前往帮忙,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才完工,一共画好大客车停车位八十辆,小客车停车位四百辆,大年初一我守候山头,看到车辆整齐有序地排在停车场,给予信徒们多少方便,虽是一夜未眠,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却足以让我兴奋良久。

弟子中具有‘牛马’精神者也是不胜枚举,像三、四十年前,心平从清理环境到印刷传单,办事之谨慎,显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质,直至担任佛光山住持之后,因积劳成疾,圆寂往生为止,种种行仪见证了‘欲作佛门龙象,先作众生牛马’诚非虚言;慈庄在寺院里从扫地抹桌到推销书籍,无一不做,如今凭着流利的外语及亲切的风仪,拎着一个小布包,独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,建寺安僧;慈惠出家之后,赴日留学,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帮忙寺务,数十年来以文教弘法闻名于海内外佛教界,四所大学筹办工作效率之高,也令大家赞叹不已;慈容从帮我带领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,种种活动无一不与,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,对于教会事务的娴熟,同侪中鲜有出其右者;慈嘉从香灯行堂到烧水洗碗,包办一切杂务,其教课认真,学问扎实,说明了从日常作务中磨链心志,在胸膛间自然流露出来者,方为真才实学;心定在开山期间搬砂挑土、铲地推车,有求必应,从不推辞,两年前他被推举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,实是众望所归;余如依空、依淳,大学毕业之后来山出家,也都是从担任知宾及端茶服务开始做起,他们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及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深造期间,还参与文化编辑工作,学成后受命掌管《普门》、《觉世》的编务及普门中学的校务,如今久炼成钢,成为文教界的尖兵,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辛勤作务中结成的花果。

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间,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,是许多人‘作牛作马’,服务大众得来的成绩,我丝毫不敢以‘龙象’自居。随着时代的进步开放,佛门僧伽的数量普遍提升,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,但目睹许多人出家之后,即高高在上,自称‘僧宝’,藉‘自修’之名,懒于说法,懒于度众,懒于活动,懒于利生,长此以往,不仅是个人的堕落,也有违于佛教的真义。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,一旦失败,就怨天尤人,甚至为了名利虚荣而作奸犯科,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开花结果,要知道最初的播种耕耘是十分重要的,所谓‘想要千人头上坐,先在万人脚下行’,唯有先作众生的‘牛马’,才能成为顶尖的‘龙象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