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教初来东土,到汉地传法的多是外国僧人,人们按照中土习惯,并为方便称呼,往往要给他们起个简化的音译汉姓。开始的时候,人们多用这些外来僧人本国或地区名称中的字作姓,如翻译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竺法兰、竺摄摩腾,翻译《道行般若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的竺佛朔,东晋时与道安法师共同研究禅观的竺法济、竺僧辅和竺道护等,都来自天竺,所以“竺”为姓;安世高,本是安息国太子,后出家学道,所以就以“安”为姓;曾在东吴大阐佛法的康僧会来自康居;汉末号称“天下博知,不出三支”的支谶、支亮、支谦三师徒,以及支敏度等,都是来自大月支;又有帛尸梨蜜多法师,“帛”字是西域某国名的略称。这是较为早期的外来僧人取姓方法。

到了后来,人们对佛教的认识逐渐深入,开始以“佛、法、僧”三字取为僧人的姓氏。如在南北朝时以传习上座部禅定著称的佛驮跋陀,翻译《华严经》的佛度跋陀罗,翻译《四分律》的佛陀耶舍,还有“现种种神异以弘大法”的佛图澄等,都是以“佛”取为姓氏的;“法”的梵语是“Dharma”,音译为“昙摩”或“昙无”,以此取为姓氏的有三国时期到洛阳专弘律藏的昙摩流支,为汉地律学始祖的昙摩迦罗,南朝宋时来建康译经的昙摩密多,翻译出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的昙摩难提,晋武帝时期赴西域求法的昙无竭,北凉时期著名的翻译大师,《优婆塞戒经》的译者昙无谶等,都是以“法”取姓的;以“僧”为姓的则有南朝宋时担任戒师的僧伽跋摩,南朝梁时在杨都译经的僧伽婆罗,北朝秦时与道安法师共译《阿毗昙毗婆沙》的僧伽跋澄,以及同时代译出《阿毗昙论》、《阿含经》的僧伽提婆等,都是取“僧伽”为姓氏。

《避暑录话》曾云,“佛法始来汉土,僧犹称俗姓,或称竺,或弟子多呼师之姓。如支遁本姓关,学于支谦,故为支。帛道猷本姓冯,学于帛尸梨蜜多,故为帛。”这里指出的是汉地出家人取姓氏的情况,大多跟从师父的姓氏,如支遁拜支谦为师,出家后就姓“支”。

佛教在中国的发展,先经过四五百年的民间潜伏期,到南北朝时由佛图澄在北方开创一崭新局面,佛教僧团取得合法地位,汉地出家人数骤增。到了澄公弟子道安法师时,开始注意僧团组织的建设工作。据《高僧传》卷五说,魏晋沙门依师为姓,姓各不同;道安发现原来出家人的姓氏太过混乱,不适宜佛教的统一和发展,就倡言:“佛以释迦为氏,今为佛子者,宜从佛之氏,即姓释。”开始大家都有些茫然,等到《增一阿含经》传译过来,其二十一品有云:“四大河入海,亦无本名字,但名为海,此亦如是。有四姓,云何为四?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种。于如来所剃除须发,三法衣,出家学道,无复本性,但言沙门释迦弟子。……是故诸比丘,诸有四姓剃除须发,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,彼当灭本名字,自称释迦弟子。”天下僧人乃信服而从之。《易居录》卷22云:“沙门自魏晋已来,依师为姓。道安尊释迦,乃以释为氏。后见《阿含经》云四河入海,无复河名,四姓沙门,皆称释种。自是遂为定式。为沙门称释之始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僧人统一姓氏通称为“释”,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文化意义。在中国,“姓氏”是标志一个家族的符号,天下僧人通称“释”,就表明大家都是同一信仰的一家人,这就大大增强了佛教内部的团结与组织的统一。另外,佛教作为外来文化,要在中国生长、流布、发展,必须经过中国人的文化认同,天下僧人统一姓氏为“释”,可以视为佛教与中国人民生活相契合的开始,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。

从此,佛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逐渐有了重大影响,例如仅仅在名字方面,魏晋以来,“号取寺名,诏用佛语,人以僧名,几若无事可以离佛”。古代以“僧”命名的人也不少,较为著名的如王僧达、王僧虔等,初生婴儿,父母恐其多病多灾,往往要取个僧名作为乳名,或寄养佛寺,或穿僧人衣物,或拜僧人为师,以期佛菩萨加被,消灾免难,健康成长,例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小时候就曾经寄养于尼寺,拜智仙为师,取名“那罗延”(意为金刚不坏),13岁时才回家。直到近代,中国仍有类似的习俗,“小孩不清吉者,多投寺记名,以和尚道人呼之。”可见这种影响的深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