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云大师《佛教如何现代化》

护眼色:绿 字体:粗体 作者:星云法师 发布时间:2010-9-8 0:19:00 繁体版 

各位教授先生、各位嘉宾:

“现代化”这个名词,它代表着进步、迎新、适应、向上的意义。不管国家、社会、宗教等等,都会随时代空间、时间的转换,不断的寻求发展,不断的趋向所谓的“现代化”。例如:台湾的十大建设、十二项建设、十四项建设、乃至二十一项建设,到目前提出八兆八千万的六年经济建设;大陆也曾由破四旧、立四新至提倡“四个现代化”;其它如非洲地区亦积极在开发,朝向现代化发展。由这些事实,我们可以发觉“现代化”的重要。

而佛教自佛陀创教以来,也无不随着时代,配合当时的风尚,所谓契理契机,使传法的方式日新月异,容易让人接受为原则。如:经典方面,佛陀时代,以口授传法,佛涅槃后,随着时代的进步才有贝叶的抄经、刻经、印经,发展到现在的电脑大藏经,都是由于“现代化”而形成各个时代的作品。现在就着“佛教如何现代化”这个主题,我提出四点意见:

一.佛法“现代语文化” 

在语文中,就英语而言,国际企业界除了专业技能,语文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环。据统计目前全球有四分之三的邮件和电报是以英语发出,百分之八十的电脑储存资料是使用英文。学习日语的外国人,在一九六七-八四年间,从三万七千人增加到六十万人。可见在国际交流之间,语文所占的地位。

佛陀时代,印度的语言(包括方言)有二百二十多种,主要的语言也有十三种。佛陀传教也应用多种语言传法,所谓“佛以一音演说法,众生随类各得解”。佛涅槃后,第一次的圣典结集,大多采用混成的俗语,后来有了梵文,免不了又用了梵文,所以近世在尼泊尔、高昌、于阗等地,发掘到若干的梵文佛典。中国的翻译家中,竺法护通达三十大国的语言,鸠摩罗什、玄奘大师……等,皆通达多种语言,才有浩瀚的译经事业。

当今由于现代人的努力,有多种语言的书籍,如英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、北印度语、孟加拉语、法语……等等。佛教的经典也以多种语文来表达,如《大唐西域记》、《大乘起信论》等。经典的语体化也渐渐普遍了,如佛学各类丛书。更有人计划把藏经、大辞典译成英文。现在一般高级学校设有多种语文的学习,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台湾,应用了当地方言传教,日本的小耳朵有各种语文的同步翻译,一般会议上甚至有立即翻译的风气,这些都是讲求“语文现代化”实例。现代的中国文学家之所以无法得到诺贝尔奖,就是缺乏英文的著作或翻译。

语文,在佛法上的功能是相当重要的。一个佛教学者必须具备梵、巴、藏、英、日文等语言,才能寻根究源佛陀的遗教。就如我们这次会议,参加的麦克雷教授、水谷幸正教授,也具有多国语文的能力。布教师如能通达国际语言,教义才能传布到该国领域。日本铃木大拙的禅,能在西方盛行,也是他具有英文传教能力所致。基督教能在台湾传播二、三百年的历史,也是由于他具有中文的能力。希望我们佛教的未来,经典能全部语体化、有声化、电脑化、彩色化,以期普遍流传。尤其佛弟子要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,从小训练起,一旦传教说法,就具备多种语文的才能,使未来佛教能进入世界化的新里程。

二.传教“现代科技化”

随着时代进步,目前社会已迈入信息化、电讯化的潮流。在企业界,办公室中已经开始使用文书处理机、个人电脑、电子交换机、传真机等各种信息产物。电话从有线、无线、传真,到带着走的行动电话,人们对它的应用也由工作上,渐渐扩散至一般生活。这些现代化的科技,所带来的意义不仅是“新”、“方便”,连生活习惯、人际的交流、思想的价值观也因此有了改变。同时为讲求方法、效率,公司团体都是企业管理化、人事组织化、资料电脑化。

过去佛陀说法,虽然只是以口传授,但是佛陀很重视方法,应用了譬喻、因缘、重颂、长行等来教化弟子们。随着时代、地域、文化的不同,传教方式也有了多层次的改进。佛教传入中国,因魏晋时国家分裂战乱,当时阴阳方术、巫术、鬼神信仰非常盛行,来中土的西域高僧,如佛图澄为了传教,多显灵异,与本土巫教、方术相契合。道安大师对汉译佛经,为了讲究方法,写出了《综理众经目录》,并为僧团制定了应遵守的法规、仪式,为后来中国寺院制度打下了基础。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种变文、鱼山梵呗,或是唐代盛行的“经变画”,都是随朝代的进步所发展出来的。

佛世时,到四方教化是行脚托钵;玄奘大师西行求法,也是以步行走过八百里流沙;真谛三藏到中国,就应用了船只;现在传教又进步到汽车、飞机的文明产物。现代的小型弘法布教,有麦克风、音响、幻灯片、音乐、录像机等现代器材之应用。大型的佛学讲座,也利用了现代的科技,电视、电台、卫星转播、投影机等,更配合音乐、舞蹈、灯光、乃至利用电脑、传真,来统计、传送资料。

做事、做学问要讲究方法,传教更需要讲求时效。过去是个人布教,慢慢地应重视团体布教。弘法的方法应采用多元化,如研讨会、座谈会、交谊、报告的方式举行。过去是影印的黑白世界,日后要进入令人赏心悦目的彩色世界,广泛应用传真、卫星转播等科技来弘法。

三.修行“现代生活化” 

过去的人,开口闭口我要去深山修行,我要去闭关修行,一生的岁月就这样盲修瞎练,而真正证悟有几人?只会自我陶醉在“修行”的名目中,要清净修行,真正实际修行又有几人?只为“修行”来闭关,假修行之名来沽名钓誉,真正有功力的又有几人?谈到修行,重在口号,只说不做;重视外表形式,没有实际方法,又是一种消磨式的荒度岁月;甚至是幻想式,自我式的修行,这些都是佛陀所呵斥的“焦芽败种”。

现代修行应如维摩诘居士,在人间行道,“虽处居家,不着三界;示有妻子,常修梵行”。如地藏菩萨,在极苦地狱中救渡众生作为修行。如观音菩萨,于苦海中誓度众生作为修行。如佛陀每天托钵、行脚、教化等作为修行。舍利弗以兴建只园道场作为修行,阿难尊者以侍奉佛陀作为修行,大迦叶以自我头陀为修行,迦旃延以为了弘法与人论议为修行,富楼那以到偏远地区弘法作为修行,优波离以为人作务为修行,周利槃陀伽以拂尘扫地为修行。中国的禅师们,如百丈以“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”为修行。当然念佛、诵经也是修行,但这些圣贤大德,明确地告诉我们搬柴运水,皆是修行。

我们不但要学习古德的行仪典范,更进一步要配合时代,以服务社会,使众生欢喜为修行。北魏昙曜为救济饥民奏请设立僧只户、僧只粟;隋唐的寺库、无尽藏院,到宋代的长生库,元代的解典库(金融机构);或是竺佛调、竺法旷、于法开、耆域等为民医疗疾病,都是社会服务工作。现在佛弟子应树立吃苦耐劳、救济众生的慈悲身教形象为众生服务;以教书、医护、艺术、文学等为众生效劳。《阿弥陀经》说:“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,得生彼国。”这是告诉我们,要多为众生服务,多广结善缘。《大智度论》说:“菩萨为广度一切众生,而广学一切法。”所以现代的修行,应讲求生活化,学习各种法门去度众生。工作时可以念佛,静处能行三昧,动处也能安住定中;能在乐处安稳众生,也能在边远地区苦修;不以忙为苦,不以劳为苦,不以无为苦,不以恼害为苦,不以娑婆恶浊为苦,心常住寂静处,方为真正的修行,也正是《般若经》所言的“觉意三昧”的修持。

四.寺院“现代学校化”

自古以来,寺院就是代表传法、办道的地方。有寺庙、庵堂就有法在,就能办道,寺院也往往会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。因为寺院本身慈悲为怀,方便为本,所以贫苦时,可以向寺院求援;生病的时候能住在寺院治疗;寺院也对于民众有物质救助的功能。中国的交通史上,对于寺院的提供百姓住宿,是无法抹灭的贡献之一。特别是唐代以后,官吏录用的考试,很多的应考生,大多是寄居于寺庙之中苦读。宋僧成寻在《参天台五台山记》中记载,他在天台山国清寺参访时,曾和暂住在国清寺的四位明州(浙江省)秀人、七位温州(福建)秀才谈论佛法。这几位秀才就是参加全国官吏考试二十万人中的考生。因为如此,有些人就产生了一些错误观念,年老了要到寺庙找一处安老清净的地方;放假了,要住寺庙享受宁静;有法会要到寺庙吃拜拜;无形中寺院变成了公寓、饭店式的地方,或养老院、度假村,失去它原有的传教、办道的功能。

潮流在向前推进,寺院的功能也应作具体的发挥,未来寺院应该学校化。往昔,只园精舍就是讲堂,中国古老的寺庙有法堂、藏经楼。汉唐时代,佛教寺院堪称为当时的文化中心。人们到寺院中来,除了满足宗教生活的需要之外,还能获得绘画、雕塑、书法的艺术文化,文人学士、迁客骚人是寺院的常客。在更高层次文化领域里,寺院又是具有多种效能的教育所在。僧人的博学,往往使得各寺院的讲席,成为活跃学术的论坛。也由于寺院占地广大,房舍众多,环境幽静,藏书丰富,并且佛教把教化民众视为自己的重要任务,历代高僧们不但宣讲佛法,同时也很重视大众的文化教育,使得佛教寺院,因此为世俗提供了社会教育的服务。

现在不仅充满垃圾、废气、氯氟化碳,遭受人类破坏的地球需要环保,当前国会扭打、警民枪战、绑匪撕票,家门街头变成恐怖战场,而被惑乱的人心,更需要环保。所以,现代的寺庙应该设立图书馆供人阅读佛教典籍;设视听中心、简报室介绍佛教文化史迹;有会议室可以研讨、座谈、开会、解决社会问题;有讲堂可以布教弘法、办活动来引导人心向善,以达净化民心的功效。只有把寺庙功能学校化,才能接引民众进入佛法,使众生离苦得乐。

佛教如何现代化?从佛法“现代语文化”,走入时代,走入世界每一个角落,使佛法能广泛流传。从传教“现代科技化”,节省时空、人力,应用方法,达到最高效率与成果,提高民众对佛教的认识。从修行“现代生活化”,以服务、奉献、精进、耐劳作为修行,以生活作务为修行,以六度作为修行,使生活修行化,修行生活化。从寺院“现代学校化”,使寺庙发挥多项教育、文化等功能,为大众服务,广植福德来成就菩萨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