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步楞严的圆瑛法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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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步楞严的圆瑛法师

圆瑛法师,俗姓吴,出家後法名宏悟,字圆瑛,号韬光,又号一吼堂主人。他是福建省古田县人,父名元云,母亲阙氏,因祷于观世音菩萨,梦观音送子至,于清光绪四年(一八七八)生此子。

在他五、六岁的时候,父母先後去世,由叔父照应他的生活。入塾读书,十分颖悟。年龄渐长,感到身世孤零,人生如幻,欲出家为僧,叔父不许。十九岁时,生了一场大病,病中发愿,如获痊愈,决出家修行。后来病愈,便到福州鼓山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,剃度出家。翌年,到涌泉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,并从学习教律仪。未几,到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苦行,充当饭头菜头,任劳任怨不以为苦。

二十一岁时,发心行脚参访。他先到常州天宁寺,依冶开老和尚叁究禅宗心法,老和尚道风严峻,对弟子不稍宽假,因之获益者众。圆瑛在天宁寺学习四年,继之又到宁波天童寺,依八指头陀敬安禅师习禅定,一心参究。其间他又随道阶、谛闲、祖印、慧明诸师学习天台教观,前后有六年之久。由于他喜颖悟,学习努力,使他在佛学和修持上,有了深厚的基础和成就。

他在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那一段时间,是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。光绪三十年,年方十六岁的太虚,依小九华寺的监院士达和尚出家,十八岁到天童寺,任寺中禅房,听道阶法师讲《法华经》。由于太虚天资颖悟,在学僧中有如鹤立鸡群,甚受道阶的重视,许之为法器。以此,圆瑛与太虚亦结为好友,二人曾於是年七月的“等自姿日”,在天童寺御书楼,结为盟兄弟。圆瑛是年二十九岁,已以擅长文字着称,他手撰盟书,文采可观,盟书文曰:

夫纲常之大,莫过于五伦,而兄弟、朋友,乃五伦之二也。世有生无兄弟,以异性结手足之亲,分列友朋,高盟考腹心之托。即如秘园结义,管鲍通财,同安乐,千载咸钦义气。

而吾侪身居方外,迹脱尘中,虽曰割爱辞亲,尤贵揖师处友,然有善者焉,有恶者焉;善者固可有益于身心,恶者难免转妨乎道业。悟自投身法苑,访道禅林,所见同胞如许,求其如第之少年聪敏,有志进修者,亦罕逢其匹也。

文中“悟自投身法苑”一句,悟是“弘悟”,是他的法名。

圆瑛在天童寺时,另外霎了两位朋友,一位是后来厦门南普陀的住持会泉,一位是民国初年到南洋弘化的转道。由于转遗的关系,他后来也曾到南洋弘法,并与转道重修泉州的千年古刹开元寺。

1908年,他由江南回到闽南,首先在泉州涌泉寺开座讲经,由于他宗说兼通,辩才无疑,深受缁素听众的欢迎,由此以後,他在闽南、江南声誉渐著。

1909年,圆瑛主持宁波接待寺。接待寺为历朝古刹,他接主后,拆除新建,重为中兴。他并在寺中创设了佛教讲习所,培养弘法人才。宣统三年,辛亥革命,民国肇建。时,佛门多故,八指头陀敬安法师为保护全国寺产,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,成立“中国佛教总会”,圆瑛亦参与这次运动,被选为总会参译长。

1917年,他在宁波当选为宁波佛教会会长,创办两所“僧民学校”,对入学者施以义务教育。继之又创办“宁波佛教孤儿院”,收容无依孤儿,施以工读教育,各省闻风争相效仿。这一段时间,他不时在江浙一带讲经。1920年,他在北京讲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,法缘甚盛。是时华北五省闹旱灾,哀鸿遍野。他参与发起组织佛教赈灾会,募捐赈灾,全活灾民无数。时,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得之,颁赠他《大藏经》一部,派员护送到宁波的接待禅寺。

1922年,他到南洋弘法,曾在新加坡、槟榔屿等处讲经。这时他早年在天童寺的同参转道法师,在新加坡主持普陀寺,后来又在光明山建了普觉寺,圆瑛在普觉寺讲《大乘起信论》,并与转道讨论重修福建泉州开元寺的计划。他离开新加坡,转住台湾弘化,曾在台南讲经,1923年秋回到泉州。这时既兴转道、转物二师,笔书重修开元寺。1924年重新修建,1925年在寺中创办开元慈儿院,他任院长,陆续收养孤儿至二百多人。1926年,他重渡南洋,筹募慈儿院基金。他将募得之款,在马六甲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,有董事会保管本息,按实际需要拨付慈儿院支用。

到了北伐成功,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,内部定下了“破除迷信”的政策。破除迷信本是好事,但却把不迷信的佛教也列入迷信团体。1928年,政府公布了“寺庙管理条例”,地方党务干部及学界欲借机没收寺产,充实地方教育经费,就掀起了一阵摧残佛教寺产兴学的风潮。

1929年5月,佛教为求自保,在圆瑛、太虚、谛闲诸法师及王一亭、谢铸陈、黄忏华诸居士的推动下,在上海召开“全国佛教代表会议”,成立“中国佛教会”,圆瑛被推为会长,向政府请愿,反对“寺庙管理条例”。后来,政府把全文21条约的“管理条例”修订为全文13条的“监督寺庙条例”,没收寺产的事件才缓和下来。

圆瑛主持中国佛教会,积极推动佛教参与社会事业,鼓动寺院设立慈幼院、医院、工厂、分担社会责任,以减少外界攻击的口实。

1930年,宁波天童寺住持改选,他当选继任。因年轻时曾在此参访六年,此番住持天童,是旧地重游。天童寺是六朝古刹,禅宗祖庭,僧众逾千,冬参夏讲,定为常规。他是年五月进院,当众宣布他住持天童的原则:“为法为人,尽心尽力”。他并提出“十二不”与大众共勉:“不贪名、不图利、不舞弊、不苟安、不放逸、不畏强、不欺弱、不居功、不卸责、不徇情、不背理。”进院之后,随即开讲《楞严经》,四方学者云集。以后,他每年冬季传授三坛大戒,丕振宗风。

到了1931年,“寺产兴学”事件余波荡漾,风波再起。这时有一位中央大学教授怡爽秋,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,回国在中大任教。他提出了四项主张——“打倒僧阀,解散僧众,书拨庙产,振兴教育。”当时的内政部长薛沩弼是基督徒,与怡爽秋内外唱和,这比1928的“寺庙管理条例”由为彻底。圆瑛出面奔走,全国各地佛教团体通电呼应,这件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。这年夏天,长江水灾为患,蔓延数省,圆瑛为筹募赈灾款项忙了一个夏天。秋天,九一八事变,东三省沦陷,他通告全国佛教团体,建护国道场。他曾撰一幅对联以表达他的心情:

出世犹垂忧国泪,居山恒作感时诗。

1932年,他应国府林子超主席之召,商讨在中山陵兴建一座藏经楼。是年冬天,天童寺大火,殿堂楼阁被烧去9处,计50余间,寺众悲痛万分,认为非20年不能恢复。圆瑛亲自募捐,三年之中,全部重建,较以前更见庄严。同时在此数年内,他赴闺南、长沙各地讲经,法缘极盛。1935年,他在上海自建圆明讲堂,是年秋季落成。1936年,他任天童寺方丈满6年,坚决辞职,学大悲和尚继任。

1937年正月,他接任鼓山涌泉寺住持。这年是他六十寿辰,两序大众开千佛大戒五十二日。自1929年以来,他一直连任中国佛教会会长,领导全国佛教。

1937年7月,卢沟桥事变爆发,继之上海八一三战事开始,圆瑛积极投入抗战救亡的行列,号召苏沪地区的僧青年,组织僧侣救护队,叁加战地救护工作。救护队以卡车运载灾区难民及战地伤兵,运送到上海的各收容所及医院中,救护队在战地工作两个多月,蒙佛加被,只阵亡二名队员。上海沦陷后,圆瑛带着救护队随军撤退,由上海、南京到达汉口,继续从事救护工作。

当时战局紧张,救护队及各处收容所经费无著。10月,圆瑛奉国府林子超主席函,嘱他将救护队及收容所事务委托其他法师办理,希望他能到南洋马来牛岛募集医药费。他便带着林主席的三封亲笔介绍信,偕同明阳法师出国。先到新加坡,访新加坡总简会,请华侨领袖及佛教人士组织一个机构,募款接济各处的收容所及汉囗的第二僧侣救护队。接着又到吉隆坡、槟榔屿,拜访侨领、居士,组成了一如新加坡的机构。1938年春季,他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,住持法席。极乐寺是鼓山涌泉寺的下院,是南洋有名大刹,在星洲颇着声誉。圆瑛住持後,苦心经营,极乐寺日趋庄严,是年夏天,他回国视察救护队及收容所,然後回到南洋向各捐款机构报告,并继续募捐。

1939年秋天,他偕弟子明阳回到上海,不意遭人检举,说他是抗日分子,在南洋募得钜款接济重庆政府。农历九月一日,他在圆明讲堂礼佛时,为日本宪兵队逮捕,连明阳法师也一并被逮,先关在宪兵队,第二天押解到南京的日军宪兵司令部,曾遭到恐吓刑讯,圆瑛从容陈辩,不为屈服,上海各界人士也极力多方营救,到九月二十八日,日军不得已予以释放。到此日军仍不死心,透过日本僧侣作说客,诱迫他“合作”,也遭到拒绝。

圆瑛回到上海后,仍驻锡圆明讲堂,他闭门谢客,专事着述。在那数年中,他撰着了《劝修念佛法门》、《发菩提心文讲义》、《阿弥陀经要解讲义》、《佛说八大人觉经讲义》、《楞严纲要》等书。他不但精通性相,兼善诗文,且精於书法,有来求墨宝的,他一一书赠结缘。

1943年,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斩云鹏老居士,在天津数度派代表敦谓,他情不可却而到天津讲经,北平的佛门缁素也到天津敦请,他又到北平的广济寺讲了两个月的经。回到上海后,又应无锡、南京各地信徒请去讲经,在那两年,皈依他的信徒不计其数。

1945年春天,他鉴于弘法人才的缺乏,创办“圆明楞严专宗学院”,选取海内外优秀青年学僧三十二人,他自任院长,并亲自主讲《楞严》,编写讲义。另外,还聘请应慈、兴慈两位法师授课。

1946年2月,他一度中风,昏迷一星期才清醒过来,疗养了两年,始逐渐康复。

1949年后,他仍在上海弘法。1952年,代表佛教界出席在北京召开的“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”。1953年,陈质如、赵朴初、周叔迦等在北京筹备中国佛教协会,他代表上海市参加,被推为第一任会长,会后南返,到宁波天童寺疗养,末久即逝世,世寿76岁,僧腊57年。

圆瑛一生著述甚多,主要者如《大乘起信论讲义》、《首楞严经讲读》、《圆觉经讲义》、《金刚经讲义》、《一吼堂诗集》、《一吼堂文集》等近20种,门人弟子编辑为《圆瑛法汇》行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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