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云大师《心甘情愿的奉献》

护眼色:绿 字体:粗体 作者:星云法师 发布时间:2011-5-7 21:53:51 繁体字 

想要有所成就,先要“心甘情愿”地奉献自己!人生在世,若能时时以“心甘情愿”的态度来实现理想,必能有苦时不觉苦,有难时不觉难,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,而无事不办,无愿不成。

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,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,一个是我。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,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。因此,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。

师兄在年轻时,比我更苦,因为做人老实,不很聪明,经常被人欺侮,被人冤枉,像小媳妇一样,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,要受很多的委屈。有时被骂、被怪得太多了,我看不过去,上前安慰他,他总是很泰然的对我说道:“没有关系,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!”

他的忍耐,他的无争,他说话旷达的语气,磊落的胸襟,令我钦佩不已,我于是将这句“心甘情愿”的话,牢记在心。

出家苦行心甘情愿

后来,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,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,尤有甚者,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,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,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。不准看,不准说,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、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,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;而物质之奇缺、作务之辛劳,更是令人难以想像!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,不以为苦,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“心甘情愿”作为我的座右铭。出家,是我心甘情愿的;读书,是我心甘情愿的;苦行,是我心甘情愿的;各种打骂委屈,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,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的性格,就成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。

我最初离开丛林时,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国民小学的校长,我什么也不懂,什么也不会,只凭着因缘际会,抱持坚忍负责、心甘情愿的认知,以勤补拙,谦冲学习,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。

二十二岁,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时,是1948年,虽然明知当时国家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,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,联合同道创办《怒涛》月刊,奔走鼓吹革新思想,期能力挽狂澜于既倒。尽管多次几至死地,但是我们仍然抱着“心甘情愿”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,屡仆屡起,愈挫愈勇。

笑骂由他心甘情愿

随着政府来台之初,到处人心惶惶,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,总是遭到拒绝,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。虽然当时也曾有《今日青年》杂志邀我当编辑,更有《戡战日报》聘我为记者。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:既然身为出家人,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,怎么可以舍本逐末?因此一一予以婉拒。多少的日子,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;多少人笑我迂腐冬烘,不识时务,我还是“心甘情愿”,只想一心一意作好“和尚”的本分。

后来,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,我早起晚寐,做种种粗活:拉车买菜、担柴运水、看守林园、跋涉收租,乃至洒扫扒粪、掩埋死尸……,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,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,我“心甘情愿”以劳力作务来报答。

在工作之余,我为教撰文。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,我反对政府最初取缔拜拜,而建议改良拜拜,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,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。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,一无所有。

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,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,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,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,因为只有“弘法利生”才是我毕生的志向。

有一天,正在提笔写作时,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,苦口婆心地对我说:“法师!你要去工作,不然你会没饭吃唷!”后来,我才发觉,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,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。这也难怪,因为在那个年代里,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、爬方格子的文人。虽然如此,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,我还是笔耕不懈。我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,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,即使没饭吃,我也“心甘情愿”!

为法为教心甘情愿

甚至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《人生》月刊,我节衣缩食,自掏腰包,购买邮票稿纸,还倒贴车资,前后达六年之久。为了办好《今日佛教》,我也不惮辛劳,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。多少个夜晚,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;多少次出刊,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。我默默耕耘,不以为苦,因为我已立定志向,“心甘情愿”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!

早年,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。因此,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,我都尊为上宾,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;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,我也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们写作,尽管耗时费力,我也“心甘情愿”,乐此不疲。

于今,一些出版界的朋友,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,我便“心甘情愿”作不请之友,向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;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,我也帮助他行销。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,我也建议他们出版《现代佛教学术丛刊》和《世界佛教名著翻译论丛》,并且一再赞助他们。后来,他们财政发生困难,向我求援时,我也不计嫌隙,四处为他们筹款,不下数百万元,助他们度过了难关。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,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,还是“心甘情愿”,力排众议,抢救了这两套书。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,我想是有目共睹的。

从《觉世》旬刊到《普门》杂志,从“佛教文化服务处”到“佛光出版社”,从《佛光大藏经》的编纂到《佛光大辞典》的发行,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,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!

过去,我省吃俭用,每到一处,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,为了节省运费,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、经书圣典,国内国外,上机下机,出入海关,往往引来旁人奇异的眼光,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。其实,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,“心甘情愿”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。后来,从台北到高雄,从国内到国外,因为我的努力,近十间的图书馆成立了,佛光山、西来寺、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,我的心愿逐渐实现,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,虽然数十年来门票收入屡赔不赚,还是觉得非常“心甘情愿”!

培育僧才心甘情愿

我历经动乱纷扰的年代,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,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,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。因此,当寿山寺落成时,我便决心创建达寿山佛学院,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。信众得知之后,无不为我担忧,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,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,便已捉襟见肘,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。甚至有人警告我说:“师父!你会因此没饭吃!”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,我以为:即使穷苦潦倒,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,我也“心甘情愿”。

因此,我还是坚持办学。从此我自奉更俭,每获些微供养,便购买桌椅文具,而且时时留心延揽饱学之士来院授课。为了筹建东方佛教学院,不主张赶经忏的我,也曾到太平间通宵诵经。在筹设中国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时,我率领学生煮饭卖面,以诚心及劳力募得资金,终于把学校办了起来。后来,开办国际学部英文佛学班,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礼聘名师来佛光山教学,管理财务的职事们常因所费不赀而大吐苦水,我何尝不知此中的种种艰难?但是,只要人才能够得到培养,佛法能够弘博世界,一切一切的牺牲奉献,我都“心甘情愿”的啊!

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,更是含辛茹苦。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,由少不更事,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,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!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,难过兵役一关,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。每见及此,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。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,我还是欣然接受。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,往往力图阻止,并且痛切地说道:“师父!您真傻,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!”常常争执不下时,我的一句“心甘情愿”,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。

二十余年后的今天,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,凤毛鳞角只留下慧龙、慧军、慧藏、慧尚等人。目前他们都是佛光山的重要职事:慧龙是慈悲基金会的执行长,慧军是宗务委员会的宗务委员,对于佛教建设迭有创见。虽然是播种多,收成少,我已觉得弥足堪慰!目前,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,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,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?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:“师父!您真傻喔!”而我,还是那句话:我“心甘情愿”作一个“傻瓜!

二十九年前,我与南亭、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。不料到了后来,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,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。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,我总是一笑置之。

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,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,举其大者,如:1980年,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,不但南北往返,亲自授课,还要奔走各处,募集资金,可谓辛苦至极。办了三届,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,校方因故停办,心血尽付流水,我始终毫无怨言,毕竟办学培才是我“心甘情愿”的!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,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,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。

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,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,才能厥奏其功。最初,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禅精竭虑;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敬察频生冲突;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,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;甚至勒紧裤带,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。

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,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,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,在国外,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,在国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,还有普门中学。目前,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己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,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。我常常自己默念:为了作育英才,无论多么艰困,我都“心甘情愿”,面对挑战!

弘法劳顿心甘情愿

记得二十八岁那年,我到东部讲演,为节省运费,自己抱着大台录影机来回,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。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,我并不害怕,也不怨悔。因为我始终认为:我今日为度化众生,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,都是“心甘情愿”的。何况行动不便,正可以安坐斗室,读书著作,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!后来因为传教忙碌,也忘了病苦,腿疾竟然不药而愈,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。

我曾经在宜兰、高雄两地之间,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;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,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。后来,弘法的邀约不断,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,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;而为了一句承诺,奔波百里,甚至洲际穿梭,也是常有的事。直到现在,我虽己从佛光山退位八年,仍然不得空闲,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。只要有人要我,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,我还是“心甘情愿”,勤于赴会!

决意兴建佛光山时,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,个个都惊惧起来。他们认为: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,又何必千辛万苦,另外开山?在海外建立道场时,一些人又说:“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,那么大呢?”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,但是,为了安僧度众,我“心甘情愿”承受辛苦;为了弘化更广,我“心甘情愿”喜舍千金。

佛光山创建后,我为地方修桥铺路,兴学教化,甚至慈善救济,带动繁荣进步,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,谤佛毁僧。海外道场一一落成了,又有国人埋怨我将资金带往国外。其实,当国际人士对台湾丰厚的外汇存底咋舌眼红之时,我在海外建寺,宣扬中华文化,为国人回馈世间尽绵薄之力;当初台湾接受美援时,贫穷辛苦,现在能施舍结缘于世界,为什么不做一个乐善好施的富人呢?人心之贪嗔愚痴,实在令人扼腕唏嘘!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、文化的传播,我还是义无反顾,因为我习惯了“心甘情愿”,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。

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,我采现代方式宣扬教义;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;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;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。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,愿以拔苦与乐之心,利益普天下的苍生;我以平等恭敬之行,接引十方大众;我关怀国事,直陈建言;我急公好义,为民喉舌;信徒来山,我以礼相待;政要访问,我也竭诚欢迎;百姓邀约,我满其所愿;军警请法,我也乐说不拒。清夜扪心自问:为教为僧,我不遗余力;为国为民,我用心良苦;区区善意,从不望褒扬,但不意得来“企业和尚”、“政治和尚”之称。尽管如此,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,我“心甘情愿”背负讥毁,不以为苦!

殷盼后继心甘情愿

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,好生羡慕,但是其中的辛苦,鲜为人知。《维摩经》云:“弟子众尘劳,随意之所转。”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,或施以开导,或软言慰藉,或赞扬鼓励,或再三教诫……。此外,我更方便权巧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,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,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,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,成立各种的福利措施……。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,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,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,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!记得十年前,我曾供给一对姊妹习医,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,不仅不思回馈,反而耻笑同门;一些弟子们身怀长才后,贡高我慢,觅枝另栖。自己的心血、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,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,是否会迷失掉自己?

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,日夜精勤,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。如:宅心仁厚的心平,早年“心甘情愿”随我开山辟土,继任住持后,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,仍一本初心,无怨无悔;耐心柔和的慈庄,四十年前未出家时,脚蹬高跟鞋,挨家挨户把佛书推展到每一户人家,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,历时十年,备尝艰难,一直都是“心甘情愿”,任劳任怨;才华洋溢的慈惠,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,“心甘情愿”地跟着我到处弘法,随侍翻译,并曾在大学任教;能干练达的慈容,自1953年皈投三宝后,便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,以瘦弱之躯,现在负责中华佛光总会的工作,未尝稍懈;淡泊恬正的慈嘉,日本留学后,“心甘情愿”地回国为僧伽教育克尽厥责,三十年如一日;其他如慈怡、心定、依严、依恒、慧开、依空、依谛、依淳、依法等……乃至我后期的弟子,如尼泊尔的满乘,“心甘情愿”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;美国籍的满仁,“心甘情愿”地以清除垃圾、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;韩国籍的李仁玉,于成功大学毕业后,“心甘情愿”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,服务人群……。他们的发心奉献,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,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,想要有所成就,先要“心甘情愿”地奉献自己!

人生在世,若能时时以“心甘情愿”的态度来实现理想,必能有苦时不觉苦,有难时不觉难,一切困境自可迎刃而解,而无事不办,无愿不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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