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云大师谈生死名利与欲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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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云大师谈生死名利与欲望

2015年10月17日,星云大师在宜兴大觉寺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。

谈生死:我最不怕的就是死

《环球人物》:您已经过了88岁“米寿”,很快就要九十大寿了,在经历诸多人生波折之后,您如何看待“生死”?

星云大师:死是人最怕的东西,不过很奇怪,我最不怕的就是死。1927年,蒋介石率北伐军与孙传芳在江苏开战。他们在我家门口厮杀,我就呱呱坠地了。 10岁时,卢沟桥事变爆发,全面抗战开始。我和家人从家乡扬州四处逃难。我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失踪了。我们随着难民潮,在枪林弹雨中求生,我常常就睡在死人堆中。

后来国共内战,我的那条小命就像根蜘蛛丝,一不小心就会断了。1947年,我20岁出头,在宜兴大觉寺主持寺务,并兼任白塔国民小学校长。白天国民党的军队来巡查,让我们抓共党。晚上共党的游击队过来,向我们打听国民党军队的事。

有一天,十几个人跑了进来,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谁,就被绑了起来,带到一个陌生的村庄,关进一个房间里。房间里还有近百人,每天都有两三个人被带走,要么被打得皮开肉裂,用门板抬回来;要么就被枪决,再也回不来。两个星期后,我也被五花大绑。我以为要被枪决了,但也不害怕,就是觉得21岁便断送生命有点遗憾。后来他们带我到了另一个房间,让我招供,我说我不知道要招什么。这几个人看我是个和尚,聊了几句,就把我带回了原来的房间。第二天,我被放了出来。后来才知道,是我师兄托人救了我。

1949年,我来到台湾,人地生疏,又赶上台湾“白色恐怖”,当局严格监管外来人口。我被警察逮捕过,关在桃园县的一座仓库里,警察每天早上把我叫起来盘问,一问就是好几个小时。后来是孙立人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等人把我救了出来。经历过枪炮子弹、拘留迫害,我还会畏惧生死吗?

20多年前,医生说我心脏2/3的血管都已堵塞,需要马上开刀。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现在先进,心脏开刀很危险。进手术室之前,我周围的徒众都劝我说: “师父,您这次去开刀,生死未卜啊!”我笑着对他们说:“你们在这里等我,我会凯旋归来!”我当时没有畏惧,觉得死了也没有关系,因为我觉得人的精神是不会死的。

《环球人物》:但生命毕竟是有限的,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去面对有限的人生?

星云大师:我认为生命的循环不是“生老病死”,而是“老病死生”。人如果病死、老死了,自会有新的生命诞生,就会再有希望。生命就像是木柴烧火,一根木柴烧完了,另一根木柴会继续燃烧。每根柴火虽然不同,但生命之火会生生不息。死亡就像是睡眠中的种子,你把它埋进地里,遇到水分、阳光、缘分,它就会成长,会开花结果,由死转生。花花草草都如此,人能例外吗?生命是循环的,所谓六道轮回,春夏秋冬,老病死生,一切都是循环的。宇宙、自然、生命是圆形的,无始无终。

虽然我年近九十,但向来对生死看得很淡。我一生与病为友,我这个老迈的机器已经不好用了,要赶紧让世间多些新的身体。不过我现在的身体还能给人欢喜,这让我很开心。见到喜欢我的信徒时,即使我的腿不好使,我也会下轮椅走上台,我要走给他们看,用行动告诉他们,师父身体还很健康,让他们放心。假如是见不喜欢我的人,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,这时我就赖在轮椅上,摆出无精打采、唉声叹气的样子,他们看了也会开心。人生就是一场游戏,很好玩。

谈名利:佛教不是保险公司

《环球人物》:如果人生是场游戏,在这个过程中,您如何做到不为名利所动?

星云大师:我童年家贫,三餐不继,但我从来不觉得贫穷。我有手有脚,耳鼻舌身俱全,父母还给了我勤劳的性格。我三四岁时,跟着外婆学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家里没钱供我读书,外婆偶尔给我几个铜板去念私塾,认识几个字。当时物质贫乏,没条件写日记,我把一日所思记在心里,睡前温习,逐渐养成思考和反省的习惯。

1939年春天,12岁的我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。我们每天以粥代饭,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、一碟素菜。当时正处于抗战时期,日军骚扰,难民如流,生灵涂炭。面对种种艰辛,我的师父志开上人也很为难。不过,我对师父的收留之恩感怀于心,即使吃不饱也不要紧。这养成了我能忍、不贪图富贵的性格。

艰苦的条件可以锻炼人的力量,增加人的智慧。有了智慧,人就会明白“严于律己,宽容待人”的道理。我小时候也有贪欲心,也曾憎恨和嫉妒,跟普通人一样。不过后来我立志要做和尚,我要修佛,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。有人走路东倒西歪,我走路就要正;有人坐下来歪歪斜斜,我要坐得规规矩矩。

同时,我们还要用心看心,要时刻注意心中的嫉妒、贪欲、愤恨等杂念,然后用“对峙”的方法去自我教育、自我觉悟。比方说,心有愚耻,就要用智慧去对峙; 有愤恨,就要用忍耐去对峙;有执念,就要用“无我”“忘我”去对峙。人应当控制好自己的心神,才能多一份淡泊,多一份自在。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,发表过一篇主题为“慎独”的文章,说的是没人监督的情况下,更要自觉严控自己的欲望。我那时就觉得他的心态、正义感和思想一定会超越众人。他果然不负众望,后来做了国家领导人。

《环球人物》:您经常在两岸受到领导人的接见,有人批评您为了名利,巴结高官权贵,是“政治和尚”。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评论?

星云大师:我百思不得其解,因为我不求那些功名利禄。我一生没当过官,也没有受过政府的补助。当年建佛光山拿不到寺庙登记,我也没去求地方长官。我从没主动去过一次政府,为数不多的几次都是被召见,不去不礼貌。我认同太虚大师当年抗日救国时提出的“问政不干治”的理念。我们佛教徒虽然放弃了治国的权利,但还是可以帮助社会树立道德标准,安定人心,帮国家建设秩序,改善社会风气,给国家做出贡献。

《环球人物》:您的信徒中也有很多官员,您是如何教导他们的?

星云大师:有些官员缺乏人格操守,不讲诚信,不廉洁。还有一些贪污受贿的官员进庙烧香拜佛,希望得到神明的保佑,这些都是不对的,不符合因果。佛教不是保险公司,“心正是佛,心邪是魔”,私欲过重,就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社会的资源,最终会受到法律、因果的严惩。一个官员要有人格操守,才能让人信服。官员要讲忠信、仁爱、道义,还要言行一致,为民服务,公正廉明。官员来到我这里,我便尽力教育他们;至于他们做不做得到,能做到多少,我没有办法强求。但我相信,人只要好好受教育,总会有所改变的。

台湾有个妇女会,里面所有妇女把她们的丈夫都托给我管,但我不会强制管他们,有必要时我就劝他们几句。比如说,有人贪图财富,我就跟他说:“享有比拥有好。人只能拥有世界的一部分,却可以享有全世界,包括日月星辰、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。”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听进去,久而久之,我跟他们成了好朋友。

谈欲望:王永庆不能跟我比

《环球人物》:不仅是官员,现代人的生活往往被各种欲望裹挟。出家人是怎样做到无欲无求的?

星云大师:以前,台湾大学的副校长对我说:“奇怪,我们学校里的工作人员有周六周日,还有各种假期,但总感觉很累;我们每个月都有几万块新台币(1元新台币约合0.2元人民币)的薪水,但都觉得不够用。我看你们佛光山的人好奇怪,1000多个出家人,没有休假,没有金钱收入,但大家工作依然那么有精神,那么欢喜,这是为什么?”

我回答他说,你们有假期、薪水,但它们有穷有尽,不够用是必然的。我们出家人,没有假期,没有薪水,是无,无是无穷无尽的,无量无边的。不想要的话,本来就无所谓;想要的话,这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。我们不在乎那几个钱或几天假,所以就没有那种欲望。

有人跟我说:“您要是不出家,也会像王永庆一样成功。”我想,他有很多的工厂、员工、现金,是台湾的“经营之神”,论财富我比不上他。但对于真正的富贵,他又不能跟我比。我们出家人心中有佛,有大千世界,这整个世界都是我的,他怎么跟我比呢?他也就有几个工厂而已,而我有全世界。

《环球人物》:儒家也讲“无欲则刚”“安贫乐道”,这与佛教是相通的吗?

星云大师:出家人没有奢求的欲望,所以不觉得自己贫穷,更何况贫穷可以磨练人的意志,给人智慧,这比金钱更重要,所以“贫而不贫,贫而富贵”。中国的圣贤,像老子、庄子、孔子,都能安贫乐道。一般人赚钱是为了自己,为了养家,但真正的出家人没有想过为自己赚钱,所以他们没有那个私心。佛光山1000多位出家人,都是“贫僧”,包括我。

《环球人物》:可很多人说佛光山并不“贫”。有媒体报道,佛光山的财产达130多亿新台币。

星云大师:我办了5所大学: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、台湾嘉义的南华大学、美国西来大学、澳大利亚南天大学、菲律宾光明大学。每所大学都要花几十亿,再加上养老院、孤儿院、公益基金,还有世界各地的设施与各种语言的刊物,总花费500亿都不止。出家人发愿做事也会需要钱,像建大雄宝殿、藏经楼等,但这都是为了寺庙打算。

50年前开创佛光山时,我就发誓不为自己积累金钱,“以无为有、以空为乐”。这么多年来,佛光山成就了很多事业,花了不少钱财。但佛光山没有一分钱是我的,我的名下也没有佛光山的任何不动产,我这辈子努力的一切都归于大众和社会。十方来,十方去,共成十方事;万人施,万人舍,同结万人缘。我只是其中的一点因缘而已。

《环球人物》:您在物质上有没有需求?

星云大师:我身上不带钱、也没有存款,一生安贫、守贫、乐贫,从来不觉得贫穷。我的衣服几十年没换了,后来左膝盖那里破的洞太大,漏风,加上风湿性关节炎,实在忍不住痛,才换了新袍,用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。

我也从来没用过专门的办公桌,到现在还在用40多年前那张绿色长条桌。我的所有一切,都是公家的。我的字刚写好,就被拿走了。我就像只老母鸡,刚生个蛋,蛋就被拿走了。老母鸡还会咕咕咕地叫,说:“我的蛋呢?”可我眼睛不好,看不到自己写的字,看不到钱,也不会过问,全由公益信托基金处理。我赚的钱要交给公家,公家再拿去报答社会。

我以前也动过给自己买东西的念头。有一次我在香港转机,在机场一家文具店看上了一件50元港币的文具。结果一摸口袋发现一分钱都没有。当时,我的秘书长慈惠法师走了过来,我对他说:“借我50块行吗?”“做什么啊?”慈惠法师问。“我从来没见过这个,我想买。”慈惠法师一看,丢了句“这东西我们台湾多的是”,就走开了。我当时愣在那里,心想:“哼,以后我也要带点钱。”可是,我已经习惯了口袋里没有钱,所以现在也不带钱。

《环球人物》:您如何让您的信徒也安贫乐道?

星云大师:我规定,佛光山的徒众们每人每月只有200块新台币,用来买生活必需品。但我们办的学校里老师的月薪都有8万块新台币,好多人没到月底就花光了,还要向徒众们借钱。老师因为开销大,觉得贫穷。徒众虽然只有200块,但用的少,相比之下就显得富有。所以有钱人不一定是富人,他们是富贵的穷人;没钱人不一定是穷人,他们是贫穷的富人,因为他们不贪用。最富有的人就是不贪用钱的人。

星云大师一生的历练和智慧,都凝聚在“节制欲望、看淡生死”中。无论多么敏感的问题,生死也好,“政治和尚”也好,他始终平静如水,温和如故。访谈结束后,他主动站起来,要求跟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合影并握手。

他的腿不好,现在已经很少站立。他的手大而温厚,就像深秋的早上起床时带着身体余温的被子。就是靠这双手和这双腿,星云大师建起佛光山,复兴大觉寺,践行了“人间佛教”,增进了海峡两岸的友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