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临死亡请不要惊慌

我这一生,最敬重的人,就是我的外婆刘氏。抗战初起,她被日军火烧、刀砍、推入江中,所幸都能不死,她对我说:‘面临死亡,不要惊慌!’后来,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,从不惊慌,外婆的话,对我影响最大。

常有人问我对于生死的看法,我这一生走遍五湖四海,虽然惭愧鲜少建树,然自忖对于佛教事业总是戮力以赴,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满,最难得的是:我曾经多次面临死亡。对于生死,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:生,未必可喜;死,亦未必可悲。

记得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,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,我想一跃而过,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,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,将脚丫子截成两半,顷刻间,鲜血如注,我随手撕开衣角,胡乱包扎一番,回去也没有看医生,过了些时候,居然自己愈合起来。回想当时因为年纪太小,外婆的话、外婆的勇敢精神,让我不懂得害怕,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。

家乡每逢严冬必定下雪,连河川都冻结成冰,我经常和哥哥在雪地里玩耍,在冰河上溜冰。八岁那年的春节前夕,我独自在冰河上散步,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枚雪白的鸭蛋,心想把它捡起来,再走向前一看,原来只不过是冰块即将破碎的白印而已。正想转身离开时,一只脚已经踏入溶冰,剎那间,整个人就掉进了冰窟,怎么奋力也爬不上来。这时,我全身冰冷,以为这下应该是没救了,不知过了多久,我竟然像游魂似的,在寒风中站在家门口敲门,哥哥应声开门,问我:到底发生了什么事?我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结满了冰块,至于是如何从冰窟中上来的,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家人一再追问,才忆起在朦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门。

中日战争爆发那年,我才十一岁,对于生死开始有了些微体认。那时,处处烽火弥漫,当前线不断传来胜负伤亡的消息时,在后方的我们,也无时无刻不是在枪弹的威吓下过一天算一天。常常天还没亮,兰花会、大刀会等民间抗日组织便起身操练武术刀棍,口里还声嘶力竭地喊着:‘杀鬼子喔!杀鬼子喔!’助长了我们不少勇气,也凭添几分紧张气氛。每当枪战格斗结束,街头巷尾的孩子一个个都跑出来数死人,丝毫不知‘死’为何物。直到有一晚,我为了躲避日军的杀戮,情急生智,赶紧躺在尸堆里屏息装死,这才深深感受到:生死原来只在呼吸之间啊!

次年,我在栖霞山出家。参学期间,饱受病苦的磨难。记得在十五岁时,我乞授具足大戒,因为燃烧戒疤时,戒师吹气太猛,以致于头顶上的十二个香珠烧在一起。将整个头盖骨都烧凹了下去,疼痛倒不要紧,但脑神经已被烧死,我变得健忘而又笨拙,但是没有半点怨尤。后来,靠着每夜礼佛祈求,在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下,我不但恢复了记忆,还比以前更加聪慧。一段意外的灾祸,没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缘,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坚强。

十七岁时,我染患疟疾,乍冷乍热,极为难受。当时在丛林参学的人,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给护法龙天的决心,即使得了疾病,也从未听过有人请假休息。我拖着虚弱的病体随众作息,直至全身虚脱倒卧在床上。大约一个月后,家师志开上人遣人送来半碗咸菜,我捧着那碗咸菜,感动得涕泗纵横,感谢师父如此爱护弟子。于是,我立下誓愿:‘在有生之年,我一定要将全副身心奉献给佛教,以报答师恩。’未几,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。

过了两年,我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,不知怎的,全身长满了烂疮,历经数月,都未见转机。平日灼痛难耐不说,时值溽暑,脓汁和着汗水紧黏着衣裳,每次脱衣换洗时,身上的一层皮也随着衣服一齐剥下,那种摧肝裂胆之痛才是苦不堪言。当时,物质贫困,三餐不饱,更遑论下山就医。或许是命不该绝吧,我又熬过了一关。

我从焦山佛学院离开后,出任宜兴白塔小学校长时,正值国共相抗,转为激烈,双方每天都派人携械四处搜寻可疑分子,被抓去枪毙毒打的人无日无之,其中枉死者更不在少数。一时之间,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,平日宁静纯朴的乡村,此时充满腾腾杀机。一天,我也无缘无故地被架走了。关了十天以后,在往赴刑场的途中,我感到眼前的世界一片昏黄黯淡,心中倒不惊惧死亡,只是遗憾:‘我现在才二十一岁,可惜啊!许多的理想与抱负还未施展,却即将赴死,生命真有如水泡一般,剎那间就要消逝无踪了。而师父和外婆、母亲都不知道。’想着想着,忽然有一个人走来,带我步出刑场,逃过死亡。这次死里逃生的经验令我体会到外婆的话:‘面对死亡,不必惊慌!’实在有道理,因为惊慌也没有用啊!

一九四九年,山河变色,我随着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,由于当时谣传大陆密遣五百名僧侣来此从事渗透颠覆工作,我和慈航法师,以及同时被捕的二十余名外省籍僧众再度挤在牢狱中,不但不能躺卧休息,还备受捆绑扣押的待遇。就当年的情势而言,间谍只有死罪一条,我那时真的泰然自若,坦荡无畏。二十三天后,在吴经熊、孙张清扬居士等人多方的奔走下,才将我们解救出来。又一次历劫重生,我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念,从此更加深了我弘法利生的愿力。

是年,我安单在中坜某个寺院。有一回,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,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行驶,为了让路给迎面而来的两名学童,我一个闪身,不料却连人带车滚落到约有四丈高的山崖下。我醒来时,发现自己头朝下、脚朝上,脚踏车则支离破碎成三十几块,散得一地都是。一阵天旋地转,金星乱冒,我合上双眼,自忖已经与世长辞了。

过了不知多久,我爬坐在地上,环顾四周的花草树石,想到阴间与阳间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,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是死?是活?我摸摸头顶,捏捏四肢,感觉没有异样;又触触鼻孔,碰碰胸口,发现自己竟然还一息尚存,大难不死。赶紧起身,将脚踏车碎片一一拾起,用平日载货用的绳子捆好,扛在肩上,走着回去,一路上只惋惜着车子坏了,损失惨重,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是否无恙。这天,我在日记上写着:‘平时是人骑脚踏车,今天是脚踏车骑人。’

二十八岁那年,为了担任影印大藏经环岛弘法团领队,扛着大型录音机前往花东宣传,不料却因此患了严重的腿疾,疼痛无比。医生说:‘别无他法,只有将腿锯断,以免病菌蔓延,有致命之虞。’我听了以后,并不懊恼,自念:‘腿锯断,不能行走,正好可以专心著书立说,从事佛教文化工作。’我一点都不觉惊慌,努力筹措锯腿经费,没想到过了些时日,竟不药而愈,自庆免挨一刀。但是就在四十年后,却在浴室内滑了一跤,自己把腿骨跌断了。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,是请护理人员告知在加护病房外等候的弟子们:‘我很舒适安乐!’两年来,我拄杖云游,远赴各地弘法如常。我确实未曾感到丝毫不便,反而觉得:人生有一点缺陷,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一九五七年,蒙信徒赞助,在新北投温泉路购得一屋,将它命名为‘普门精舍’。记得一个台风夜里,倾盆豪雨,如排山倒海般下个不停,忽闻屋后轰然作响,原来半山腰的落石滚滚而下。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,倾听千军万马似地呼啸不停的风声雨声,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险,只是慨叹:‘如果房子被风雨冲毁,不但有负信徒美意,更让教界人士笑我福报不全。’次日天亮,风停雨罢,我信步踱出屋外检视灾情,只见山的上半部完好无碍,而山的下半部则因为完全崩落而架空,精舍居然没有被落石压垮,众人目睹此景,莫不称奇,并为我捏了一把冷汗,我只有默默感谢诸佛菩萨的庇佑。

一九八一年间,我的背部遽痛,荣民总医院的医师看了我的X光片,告诉我说:只剩下两个月的寿命了!并且一再叮嘱:务必在几日内再来复检。我因为南北奔波弘法,一忙起来,也忘了这么一件事。一年后,医生再看到我时,大吃一惊,思维良久,才开口问我:‘以前背部是否曾经受伤?’我左思右想,才记起数年前在台风天巡视灾情时,曾经从高处摔落地面,当时也是因为法务系身,而无空就医,久而久之,也就淡忘了。大家这才恍然大悟:X光片上的黑点原来正是体内久积未散的瘀血啊!

我想起慈庄的父亲李决和居士在宜兰念佛会任职总务主任时(一九六四年),寿山寺落成,请他到高雄帮忙,他忽然吐血不止,特地请铁路医院的医师来检查,这才发现:他的五脏六腑全都腐烂多年,他却不以为意,每天依旧勤奋工作,忙里忙外,后来竟然又活了二十年。七十五岁时,还随我出家,年高八十,才舍寿往生。

在年轻一辈的徒众里,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,像永文,二十岁初来美国时,得了红斑血狼疮,他抱病苦读,终以优异的成绩,在一年内于美国完成专科学业,被全校师生誉为‘超级女尼’;十年来,他受尽病痛的折磨,几度差点丧命,却依旧乐观勤劳,不落人后;现在担任美国西来学校校长,并主持《佛光世纪》发行工作。其他的弟子如依宽,在监督极乐寺工程时,曾被山洪冲下,几乎被埋骨在泥砂中;永满,因为尽责看守佛光山的停车场,而被恶民乱棒击打头部。但是他们从未喊苦,也不退缩,一本为法忘躯的精神服务大众,令我感到非常欣慰。

我想起了古德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则更为潇洒从容,洞山良价禅师在集众开示后,坐化而去;听到弟子的悲号,又张眼复活,七天后以愚痴斋训徒完毕,再端坐舍报。德普禅师令弟子办斋祭祀,在享罢祭祀之后,怡然长辞。晋朝徐明叛乱,劫烧民舍,性空禅师独往贼营斥贼,贼欲斩师首,他却吟偈自称‘快活烈汉’,贼众见状动容,非但不杀,还恭送回山,当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灾免难;后来,他在死前预知时至,坐在自制的木盆里,放入河中,吹笛随流而化,三天后,被人发现坐化在沙滩上。其他还有丹霞禅师策杖着履站立往生,金山活佛妙禅在淋浴冲身时悄然立化,其他如隐峰禅师的倒立而亡,庞蕴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,更是传为趣闻美谈。这些禅门先贤们来去自在的风范,无非是对吾辈凡夫俗子的说法示现:放下执着,随缘放旷,自能超越于生死之外!

所谓:‘平常心是道。’生死循环本是天地运转的常道,因此我们应该秉持平常心来看待死亡。更何况人死了只不过是换了一副躯壳罢了,我们的意识,乃至业力还是生生不息地由此世递嬗至彼世。因此,生固然不是实有,死也不是真灭,既然如此,于生死又何惧之有呢?最重要的是应该把握当下,以创造继起的生命啊!